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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蔡永与夫人和孩子
美国U-2高空战略侦察机
蔡永（1919-2001）：江西省泰和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三营教导员、新四军第六支队特务团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淮海军分区特务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段村、襄安、钱上集及苏鲁豫、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反扫荡、反蚕食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6师参谋长、四野第39军116师副师长等职，指挥所部参加了怀德、昌图、四平、彰武、闻家屯战斗和平津、湘西、广西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四野战军第49军145师师长兼广西平乐军分区司令员、49军参谋长，空军第3军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联司前方指挥所参谋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第四军军长，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因病去世，安葬于雨花台功德园。
15岁走二万五千里长征、“永萧事变”中身陷囹圄组织突围、1963年伏击U-2侦察机……讲述这些发生在父亲蔡永身上的故事时，蔡明元连说“传奇”。在这些重要历史事件中，父亲都是参与者，甚至是领导者。看着父亲留下的仅有的两篇回忆录，他仿佛走进了父亲人生中最艰苦、最惊险、最荣耀的时刻。
接过父辈手中的枪
拉着马尾走长征
蔡永1919年3月出生于江西省泰和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少年时代受当红军的父亲、叔叔的影响，10岁那年就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并任儿童团长，1930年3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他最终走上革命道路，也与这两位亲人有关。
蔡永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及：“我的父亲蔡金祥、二叔蔡维祥，都是在红军创建初期和国民党反动军队打仗时牺牲的。为了报仇雪恨，继承父辈遗志，保卫当时的胜利果实，1931年，还在我12岁的时候，我就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跟随毛主席、共产党出来闹革命。”
就这样，蔡永从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的一个小战士，成长为红一军团少共国际师44团和第1师3团政治处的青年干事、红2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他参加了中央苏区三、四、五次反“围剿”战斗和长征。
长征中的种种磨难，蔡明元曾从很多长征回忆录中读到过，譬如“行军途中打摆子（疟疾）又遇到大雨，地上没有坐的地方，可是累得走不动路了怎么办？就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树上，作短暂的休息……”“草鞋在行军途中穿烂，就用布裹着脚，拄根棍子继续走，可布又能坚持多久？只好光着脚走，又是污水感染发炎，又是地上的石子割裂……”
而他的父亲却是亲历者。蔡明元曾问父亲，“你当时才15岁，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怎么走下来的？”蔡永笑着说：“走不动，我就拉着马尾巴走……”今天听来淡淡的一句描述，当年却是父亲拿命在拼。
身陷囹圄组织突围
头部右侧中了一弹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参加的战斗很多，但最令他难以忘记的是1940年的永萧事变。”蔡明元说。
蔡永一生中只写过两篇回忆录，其中一篇写于1983年的文章就是回忆永萧事变的。事变发生时，蔡永担任八路军4纵队6旅17团政治委员。那是一次发生在豫皖苏边区内部的反革命兵变事件，发生在河南省永成县与安徽省萧县地区，故称“永萧事变”。
1940年秋天开始，国民党不甘心于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继续推行“剿共”政策。在这种情势下，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的投机分子窥测着动向，豫皖苏边区军队中的耿蕴斋、吴信荣、刘子仁等投机叛变，于12月12日将蔡永等50多位同志关押在永城邵山中。
蔡永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遭关押时的沉重心情：“多年来转战南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如今，竟然做了叛徒的阶下囚。怎么办呢？在枪林弹雨中能冲锋陷阵、英勇战斗的革命战士，难道能在叛徒的手里坐以待毙，或是等着叛徒交给敌人当"见面礼"？不能不能！在困难面前，在挫折面前，在生死考验面前，更能显示出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于是蔡永与副团长周大灿、萧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王静敏、路南地委组织部长何启光等同志悄悄商量，布置了周密的计划伺机突围。最终，他们将突围时间定在12月13日凌晨。
先是由几位同志佯装解手，先后出了监房，准备夺取机枪，对付叛军的哨兵。与此同时，屋内的同志声称冷，要求哨兵开房门烤火。他们点燃了麦秸取暖，烟雾把哨兵熏得远远的。同志们又趁机将屋内的两盏油灯打灭，再将麦秸的火打灭，一时间浓烟滚滚。
“灯灭了，来点灯。”屋内的一个同志大喊道。哨兵咳嗽着走进屋。当“洋火”一划亮，就代表着预先设计好的突围信号发出去了！早就持木棒等候在油灯旁的突击队员，将哨兵一一打倒……监房里的同志，在蔡永等领导的率领下冲了出去。可就在此时，蔡永的头部右侧中弹了。
四十多年后
找到了当年的救命恩人
突围的呼声、枪声，惊动了村内外的敌人。敌人边喊边开枪，子弹从同志们的头上、身旁飕飕而过。等同志们一出村，就四下跑散开了。王静敏等三位同志轮流背着蔡永，走过五六里地，绕过叛军驻的村庄，来到了永城六区僖山乡郭楼。为了不暴露目标，并且稳定伤情，蔡永被暂藏在一个老乡家里。
这个老乡叫郭相山，有个18岁的女儿郭瑞兰。知道情况后，老乡将蔡永藏在北面一间屋里墙根的麦秸下。留下来照顾蔡永的王枫因为是上海人，担心因口音问题暴露，所以换上了农民服装病躺在床上，郭瑞兰扮成他的妻子，应对盘查。
这天拂晓后，叛军三次进郭楼搜捕，挨家挨户查找，见到麦秸堆就用刺刀捅。但郭家临危不惧，与敌人巧妙周旋，帮助蔡永顺利躲过这场劫难。直到12月13日傍晚，王静敏派了萧县独立团的一个武装连队，带着担架悄悄来接走了蔡永。纵队司令彭雪枫和参谋长张震，得知蔡永重伤的消息后，从几百里外的怀远县赶来看望，这让蔡永非常感激。
1983年，为了写永萧事变的回忆录，蔡永又回到了永城六区僖山乡郭楼。令他非常意外和惊喜的是，他找到了当年的救命恩人郭瑞兰，当时，她已经60多岁了。蔡永一直记挂着这份恩情，这次重回故地了了他的心愿，蔡永后来一直和郭瑞兰保持着联系。
调空军任职
伏击U-2高空侦察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永从第四野战军第49军被调去空军第3军，任空军第3军参谋长，后又调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第4军军长、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蔡永的另一篇回忆录便是写在南京军区空军工作时伏击U-2飞机的事件。
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和台蒋共同制定了防御条约，其中一项就是台湾指派飞行员而美国提供飞机，对大陆的原子弹试验基地进行侦察。“1963年11月1日，是我在南京军区工作时最难忘、最欣慰的一天。这一天，我地空导弹部队在上饶地区，击落国民党空军装有先进电子预警设备的U-2型高空侦察机，生俘敌少校飞行员叶常棣。”
这一仗，震惊中外，激动人心。“1962年9月，U-2飞机被我军首次击落后，敌人在飞机上加装了专门对付我制导雷达的电子预警设备。我雷达一开机，敌机就凭预警设备信号规避。”蔡永写道，面对新挑战，领导号召大家想办法，再击落一架U-2飞机。
时任南空司令员的聂凤智将这事交由蔡永负责，并安排给他两位助手。在汇集了历年来打U-2的资料摸清规律后，四个营在10月25日-30日，神速隐蔽地利用夜间到达预设阵地，连夜构筑工事，架设兵器，做好了战斗准备。参谋人员和技术专家们还提出近快战法建议，在8秒钟内我地空导弹部队完成从开机到发射的一套战斗动作。只有这样，敌机才可能来不及作出反应。
没想到，敌机来得这么快。“11月1日7时04分，我警戒雷达发现在台湾北部淡水附近大型飞机一架……7时44分，从温州进入大陆。13时40分，返航的U-2距离上饶500公里。14时，三营目标指示雷达发现目标。接着，四、一、二营目标指示雷达也先后发现目标。”蔡永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到了14时04分，蔡永发出命令：“各营立即做好射击准备。”14时11分，当敌机距上饶105公里时，他正式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二营负责消灭敌机，开天线距离压缩到37公里内。其他各营做好开天线佯动和射击准备。”
敌机距离70公里时，蔡永下达了射击命令：“前置法，导弹三发，28公里消灭敌机。”在敌机到达34公里距离时，我军连续发射三发导弹。三发拖着长长火焰的导弹，像三条巨龙直冲云霄。14时18分，在距二营阵地26公里位置上，第二发导弹击中目标。14时25分，敌机残骸散落在上饶东北广丰县东山乡东光村万罗山西南方。敌机飞行员叶常棣被抛出座舱，自动开伞，飘落约40秒钟，降落在距飞机残骸约2公里的大树上，当即被民兵活捉。
子女眼中的父亲
在子女眼中，蔡永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因为父亲工作很忙，基本上是母亲管教我们。”蔡明元告诉记者。母亲王勇1938年参加革命，在部队中与父亲相识，育有5个子女。
让子女们印象最深的是，父母离家后一直资助着他们各自在农村的亲属。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母为了让农村的亲人来城里治病，将母亲的妹妹一家接住在家里两年，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粮食都紧着给他们吃。小时候不懂事，如今想来，子女们对父母却满怀敬意。
子女们最大的遗憾是，父亲在世时，只写过两篇回忆录，他们曾经想通过父亲的口述，为他写一个回忆录，但是父亲2001年时离开了他们。仅有的两篇回忆录，成了子女们永远的怀念。
(责任编辑：朱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