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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与俘虏走向朝鲜战场的两个小人物的心路历程

牟敦康和他的战机，至今仍沉睡在海底。

60个年头了。牟敦康的家人，开始重建有关他的历史记忆。他的人物肖像拼图，在发黄的档案文献与亲友口述中，日渐完整和清晰。

在抗美援朝的大和岛空战中，飞行员牟敦康不幸坠海牺牲，被追认为一等功臣。2011年11月30日，是牟敦康就义60周年纪念日。部分志愿军空军老战士、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空军领导同志的后代，在北京聚集一堂，缅怀英雄事迹。

数千里之外，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一个叫金枫的老人，也时常会将思绪拉回到60年前的朝鲜。他没有牟敦康的荣光，只是战场上的一个担架员，且成为美军俘虏，最终去了台湾。但比牟敦康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迄今已经81周岁。

这是一个烈士和一个俘虏的故事。他们并不相识，赴朝参战是他们唯一的交集。

无关抗美援朝的宏大是非，我们只是记录他们如何一步步自愿走向战争的心路历程。

童年：鬼子来了

牟敦康的童年是在山东日照县（现为日照市）牟家庄度过的。他生于1928年，北伐战争正接近尾声，日本出兵占领青岛，并制造了济南惨案。牟敦康的父亲牟宜之（1909-1975，革命者、诗人）19周岁，已于3年前参加革命，4年后，又在共产党领导的日照暴动中现身。国民革命军、共产党、军阀还有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势力，构成牟敦康成长的战乱与革命环境。

“天性倔强爱打仗，不得一般叔伯欢喜。从小就喜爱看小说（带划[画]的），与这类的故事。羡爱看一些有武艺的能人，羡爱当兵拿刀枪的打仗。及长，父亲问长大干什么？当兵！父亲就奖（讲）有种。”（注1）牟敦康的性格，有着明显的时代气候影响。

八岁的时候，他随父亲去了济南。“在学校不守规则，与教员打架”，因此而被开除。相较于同龄人，牟敦康体力较强，且打架爱拼命，致使即便能打过他的同学都怕他三分，“这样养成了高人一头、英雄主义思想意识，敢作敢为、什么都不怕的性格。”（注2）

在济南待了九个月后，牟敦康放假回到日照老家。此时已是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很快爆发，自己家乡的抵抗军队都跑了，日军进了村，并设了据点，他为此曾短期随家人逃难去祖母家。他有些苦恼，感怀日军的侵略与欺辱，认为“当兵打鬼子”是最有意义的人生，但同时又觉得“这种动荡不安定的生活很有意思”，“很热闹，听到打仗的炮声与枪声特别愉快。”（注3）

父亲牟宜之在日照暴动后，曾去日本留学，1935年归国后任《山东日报》社社长兼总编。抗战后，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济南北100公里处的乐陵县县长，这期间曾协助萧华等人建立八路军支队。牟家家境原本还好，1937年后随日军经常性扫荡而陷入败落，在村里算是“破落地主”。（注4）在外县的父亲很难给予援助，家庭缺乏劳动力，又因日军入侵而受损，所以牟敦康开始半读半农，一直到13岁与老师打架而彻底辍学。他在自传中称教师“是一个势利眼、色鬼，后来当了汉奸”。

牟敦康对日军和汉奸的仇恨与日俱增，这和他亲历的现实有关。“此时鬼子统治更严，对待中国人也更加残酷。因年龄增加，头脑渐清，看到捐税的严重，一般人家都要吃糠咽菜，生活空前的痛苦困难。眼见耳闻同胞被残杀，村中邻人也经常被打得半死不活。”（注5）

比牟敦康小三岁的金枫，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勃利县人，从小也生活在日本人的阴影下。他出生那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我六七岁记事的时候，长辈都不跟我讲中国人，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满洲国人。”金枫说。（注6）

金枫家是富户，在农村有些地，父母亲还在城里经商。“后来做不下去了，满洲国那个警察，看你家赚钱多就来跟你讲：把钱给我，你要是不给我，我就给日本官讲。当时当县长的是满洲国人，副县长是日本人，可是副县长说了算，正县长说了不算。要是不把钱给警察，他就向那个日本副县长讲你告诉小孩子是中国人。日本人知道谁讲中国人，就杀头。要讲满洲国人才行。”

金枫说，经不起警察的敲诈，在他七八岁的时候，家人就放弃在城里做生意，回农村种田去了。家庭仍然富有，以至于他可以一直读了7年书。课本上以教满语和日文为主。

1945年抗战胜利，对金枫而言是个生活上的转折。“我们东北是个怪地区，民国元年到民国20年，是张作霖管，他不讲中华民国，他讲满清。民国20年到民国34年，末代皇帝溥仪到东北做皇帝，也讲清朝的事情。所以一直到1945年，我14岁，才开始不再过满清生活。”金枫说，伪“满洲国”强调长幼有序，长兄如父，他从七八岁起，就要站起来和比他大两岁的哥哥讲话。女孩子做针线活，走路要规规矩矩，不能蹦蹦跳跳，到了十七八岁就要嫁人，“如果女孩子到十九岁还没嫁人，那在村庄就呆不住了，没有办法了。男孩子也一样，到了十九岁不结婚，这个村庄就看不起你了。你结不起婚，表示你没能力。”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与伦理秩序中成长的金枫，很快就要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哲学。

追随共产党闹革命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两党就开始抢占东北。“哈尔滨以北，中共去了，哈尔滨以南，国民党去了。一胜利了，我爷爷就盼望关内的中央军来，不盼望共产党，他说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共妻，没个主张。”金枫说。

金枫所在的勃利县位于哈尔滨以北，中共很快占领了那里。他家受到了清算。“我家里是有钱的，有田地，有车有马，共产党把我家划为富农，就开始斗争。”金枫说，清算的工作也有反复，第一次清算工作团没有杀人，他家的田地和六匹马被分了出去，“都是东北年轻人当干部，干部一走，穷人就把马给我们送回来了。我爷爷六十七八岁，在地方上有点地位，他们都叫金三爷或三叔什么的。他们说，三叔，我人穷志不穷，干嘛拿你的马？反正清算工作团走了，我还给你。马也还回来，田也还回来。”

但事情并未就此终结。又来了更猛烈的第二次清算。富农并未被枪毙，但生活开始急转直下。“一夜之间我家什么都没了，光剩个房子，空壳子。连床铺都没了，被子褥子全没了。”金枫记得，那时候的口号是“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斗争地主富农”，他本人的学业因此中止，并且被要求去烈属、军属家庭做工。

“做工还要受气，地主、富农的子弟还不能结婚。我这富农子弟是要加倍被批斗的，等到1948年，我十七岁，那时候中共要在村庄里找有学问的人接受中共教育，出来当干部。村庄里面念书的不多，就十个八个，穷家庭的孩子根本读不起书。看我念了七年日本书，就把我从富农拉回到中农来。”这对金枫是个大好消息，1949年1月份，他收到一封介绍信，推荐其到勃利县中学地干班进修六个月。

“我念日本书念七年，什么都不懂。在地干班念了六个月，整个脑子共产主义。”金枫这个曾经的斗争对象，开始成为共产党的拥趸。

牟敦康不像金枫，他对共产党一开始就有好印象。1942年，他曾多次寻找八路军，希望参加抗日军队，“打鬼子”。“1942年时家中生活特别困难，在秋黄不接的时候，幸村中姓牟的财主多，念同祖借给点粗粮（往年养猪的子「籽」），半饥饿（地）的活下去。家中的树木卖光，生活早已降到社会的下层，再加因父亲的关系，家庭的人们在情感上也靠近八路军。”（注7）

1943年9月，牟敦康被父亲送到八路军根据地子弟学校读书。在这里，他开始对“革命”有了认识，指导员的政治教育，让他“认识了国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并“从本质上认识了民族敌人”。在子弟学校，牟敦康算是文化底子比较高的学生，因此成为股长干事，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但被教员认为不好管理。他有强烈的“个人英雄、小领袖欲”，“在学校曾两次调我出校受训快记（会计）与卫生，因自己考虑，认为那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与愿不符，不能成为英雄，不去。”（注8）

1944年，因日军扫荡，牟敦康离开学校，在家待了一段时间。父亲牟宜之此时是山东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他经常央求父亲送他到军队去，“认为军队里光荣热闹痛快，希望打仗，认为这才算名副其实的抗日，从而可以出风头当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