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

       3月24日，“德国之翼”航空公司一架由西班牙飞往德国的客机在法国南部山区坠毁，机上14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发生后，飞机副驾驶、28岁的安德烈亚斯·卢比茨被指蓄意坠机，引发了社会对飞行员心理健康的广泛关注。

　　表面上看，高薪、帅气的飞行员令人羡慕，但据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资料显示，由于工作环境所致，飞行员长期处于高度心理应激中。中国民航局在今年1月发布的《飞行员心理健康指南》中明确指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调查表明飞行事故的80%~90%是由人的因素导致的。”民航局要求航空公司应通过定期体检、个别或团体访谈、机组成员间的相互观察等方式，进行飞行员心理疏导。

　　针对这一问题，成都商报记者采访国内外多位航空心理以及精神疾病研究学者、医生和律师，试图探寻空难频发背后的“症结”。

致命事件

　　机长有精神病史

　　1982年2月9日，日本航空公司JA350航班从福冈机场飞往东京羽田机场途中坠毁，166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中，24名乘客遇难。调查发现，机长片桐清二有精神病史，承受身心症折磨，把客机的第二台和第三台发动机推力反向器打开，导致飞机坠海，却第一个逃生。

　　机长被指因挫折操纵飞机坠毁

　　1997年12月19日，新加坡胜安航空公司185航班从印度尼西亚返回新加坡途中坠毁，97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无人生还。美国的调查认定很可能是机长朱卫民蓄意导致坠机。朱卫民工作受挫折，股票亏损，“黑匣子”被人为关闭。

　　副驾驶关闭自动驾驶

　　1999年10月31日，埃及航空公司990航班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楠塔基特岛附近的大西洋海域坠毁，机上217人全部遇难。美国调查人员认定客机副驾驶巴托迪趁独自在驾驶舱时关闭自动驾驶，手动驾机冲向海面。

　　机长将自己反锁驾驶舱

　　2013年11月29日，莫桑比克航空公司470航班从首都起飞后失踪，次日被确认坠毁，27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黑匣子记录显示，机长费尔南德斯在客机失事前将自己反锁在驾驶舱内，拒绝副驾驶返回，3次手动操控，将客机从万米高空降至180米。 据新华社

难题

“据目前的精神病理研究，很难预测谁会自杀”

　　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公布的调查显示，在2003年至2012年的2758起引发人员伤亡的空难中，有8起被鉴定为自杀；而根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在1983年至2003年期间，包括私人飞机驾驶员在内的通用飞行员在内，共有37位飞行员企图或执行自杀式飞行，几乎所有的飞行都导致了死亡。而这其中，38%的飞行员患有精神问题。

　　作为“德国之翼”的母公司，德国汉莎航空的首席执行官卡斯滕在空难发生后公开坦言，“在压力过大的时候，飞行员的确有可能会在飞行过程中表现出自我毁灭倾向的行为。”

　　3月31日，德国汉莎航空向媒体公开称：“卢比茨曾在飞行学校训练中休息了长达半年的时间。”声明中称，卢比茨在给其飞行培训学校的电子邮件中，描述了一份关于其“重度抑郁的早期发作”的医疗文件，但之后他向汉莎公司隐瞒了病情。而这份医疗文件也并未确诊卢比茨为“抑郁症”，而是“具有抑郁和焦虑症状，攻击行为”的精神疾病。

　　美国康奈尔医学院临床精神病学教授理查德·弗里德曼在邮件中向成都商报记者解释称，“自杀的念头在普通人中其实并不在少数，我们通常会认为，患有情感障碍、年龄偏长、夫妻离异等因素都有可能诱发自杀或者增大自杀的风险，但大部分具有这些特征的人也并不会自杀。至少根据目前的精神病理研究，很难预测谁会自杀。”

　　“但是，患有心理疾病，尤其是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都会加大自杀的风险。超过90%的自杀者被诊断为患有心理疾病，其中绝大多数为抑郁症。”

评估

美国航空公司招飞行员“因精神健康问题失败的非常少”

　　事实上，在招聘飞行员的环节中，世界各大航空公司均具备一套相对完整的心理健康考评体系，用以评估竞聘个体是否符合成为飞行员的高要求。

　　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威廉·赫特·斯莱奇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美国联邦航空局会对每一位新飞行员进行非常多的与心理健康相关的问题，首先是与精神疾病史相关的问题，其次是对新飞行员整体的心理健康的测评。这个过程通常都是医生与飞行员的交流与询问，包括可能有过的抑郁或者焦虑的事情。”此外，还会要求新飞行员列出3年内的心理问题就诊史，包括医生的姓名、地址和就诊原因。

　　威廉教授多年一直担任美国空军、各大航空公司、飞行员工会以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飞行员精神健康评估工作。他告诉记者：“在美国飞行员的最初申请过程中，因为精神健康问题失败的非常少。每年提交申请的飞行员，包括航空公司和私人飞机的飞行员总共约40万人次，从2008年到2012年，只有大约1%被拒绝。”

　　中国民航局也同样于近日发布要求称，在2015年度民航飞行院校招收飞行学生的体检鉴定中，统一实施世界通用的“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进行心理健康评定。

　　中国民航局发布的《飞行员心理健康指南》中提到：“各种突发紧急事件发生后，飞行员会产生相应的压力反应，可能会导致体力严重消耗及心理免疫力下降，甚至有可能导致身心健康问题。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心理干预，极有可能转化为严重的心理障碍。”

　　然而，由于目前尚没有针对中国民航飞行员群体开展的心理健康调查研究结果，可供查阅到的研究仅有2004年针对某航空公司现役飞行员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其中显示，30岁以下的飞行员焦虑得分高于30岁以上的飞行员；副驾驶焦虑分数和敌对、偏执分数高于正驾驶等。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各航空公司的心理健康问题仍旧是未知与空白。

体检

规定须每年接受一次检查 心理健康状况主要靠自我报告

　　德国汉莎航空首席执行官卡斯滕在“德国之翼”航班失事后向媒体证实，副驾驶卢比茨在2013年加入航空公司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心理测试”，其家乡的熟人表示此人“相当正常”，但直到悲剧发生之后，卢比茨的精神病史才被公布。

　　威廉教授介绍，“飞行员心理健康评估主要存在于飞行员任职之后。”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的规则，美国飞行员必须通过每年一次体检，年过40岁之后，每半年需接受一次体检。

　　“根据不同类型和运营牌照的飞行员，体检的要求有所不同，但评估的内容相似。这都是由美国联邦航空局指定的医生进行。当然，心理问题还是主要依赖于自我报告。”威廉教授告诉记者，多数航空公司对于飞行员心理健康问题的筛查并非强制，而是主要依靠自我报告或是同事间报告，“机组人员互相监督，精神疾病就很难被隐瞒了。一旦飞行员发现情绪沮丧并有抑郁症的表现，将被取消飞行资格。”

　　同样，中国民航局也对飞行员的体检作出了规定，包括“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物质滥用或物质依赖；人格障碍或行为障碍；情感障碍；严重的神经症”在内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断，皆被视为“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精神疾病”。这项规定的有效期与美国相同，均为12个月，其中40岁以上驾驶员为6个月。

　　但在实际体检中，飞行员需要接受怎样的心理健康测试？包括东方航空、深圳航空、南方航空公司等在内的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均表示：“对此问题不进行任何方式的回应。”

　　一位东方航空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航空公司内部，飞行员的问题多由指导员或者中队长进行观察，并实施必要的帮助和介入。”但具体是否会记录在案，如何提交安全报告，如何判定是否会对飞行安全产生潜在的影响等，依旧不得而知。

　　（此文Emily Yang亦有贡献）

潜望镜

心理健康监测困难重重

自我报告相当于自毁前程

　　“当医生询问你的心理健康，或者可能影响到心理健康的问题，谁愿意承认呢？这不仅有可能直接导致执照被吊销，对于往后的生活和重新工作的影响，也是无法预计的。”一位东方航空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美国芝加哥达摩斯航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他们四十多年的飞行员招聘与审查工作经验中，防止这种罕见的“自杀式”摧毁飞机的行为，“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或许只有当自我主动讲述精神问题这种行为，完全是无惩罚的，飞行员不需要为他潜在的抑郁等精神问题承担风险，才会主动寻求医生或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帮助。”

　　尽管美国的飞行员通过航空医学考试时被要求必须披露自己所有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以及服用的药物，否则将面临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但是，一项由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所有由医生建议服用抗抑郁药物的飞行员中，有15%的飞行员并没有告知美国联邦航空局且继续飞行。

航空公司提前筛查成本过高

　　达摩斯航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并没有潜在的精神疾病筛查。原因首先是因为，定期的、逐一测试是不现实的。如果让医生去跟着每一位飞行员，定期检查、监督他们的精神状况，这需要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而所谓的预测本身也会有一定的误差，那么，航空公司没有理由这样做。”

医生是否有权公布病情存争议

　　“德国之翼”客机失事后，关于“医疗隐私”的问题同样被广泛地讨论：“面对一位患有精神疾病、肩负着全机乘员性命安危的飞机驾驶员，其主治医生是否应该保持沉默？”

　　而这又被认为是副驾驶卢比茨“重度抑郁的早期发作”并未被发现的原因。因为德国的医患保密法律，汉莎航空公司无权要求查看职工的医疗记录，因此事后才得知详细信息。

　　据德国《图片报》报道，众多医生和学者皆支持，“如果病人的病情对他人的身体和生活造成威胁，医生有义务告知病人的雇主，其雇员不具备继续工作的能力。”但医疗隐私依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医生杨晓敏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通常情况下，前来就诊的患者资料是绝对保密的。病人的病例在医院保存，只有公安机关持相关手续以及病人及其家属才可以查阅。包括病人所在单位在内的其余任何人都无权查阅到病例。至于病人的职业，以及其他任何信息，我们更是无权透露。”

个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飞行员潜在的精神问题？媒体不断讨论和引申这个问题，其实根本是对精神疾病的一种妖魔化。最终会让问题变得更难解决。”长期从事《精神卫生法》研究的黄雪涛律师告诉记者。

　　对于提前筛查飞行员精神问题，黄雪涛反驳称：“这种希望通过一个非自愿的筛查，找出所谓的精神问题的苗头，将形成一种‘敌视’的态度。而面对现实环境，真正有问题的人，只会把自身存在的问题隐藏得更深。”

　　黄雪涛认为，一旦整个社会对于心理问题或精神问题产生出一种“为了公共安全，要把这一类人揪出来”的心态，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结果，最终导致“个人和公共利益之间极大的冲突和紧张”。“这种思维实际上是为了公共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思维。最终导致问题更不能得到解决。让有问题的人面临着压力，这是非常极端的做法。”

　　达摩斯航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同样证实了黄雪涛的担忧，“这次空难后，大家毫无疑问会认为精神疾病患者非常危险，但实际上大多数暴力行为的实施者都是普通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只有一种善意的社会环境，才更有助于从业者面对、求助并解决自身存在的心理或者精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