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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6月19日，西北地区进入盛夏时节，像蒸笼的天气笼罩着某部机场。试飞员王冠扬驾驶歼7型飞机执行环境测振试飞任务。

　　8时53分，王冠扬驾机加力起飞，迅速爬升至8000米高度，连续完成了稳定平飞、左右盘旋和平飞加速等四个科研动作。之后，他按照试飞任务书要求，关闭加力，收小油门，放下减速板。

　　“嘭！”突然，王冠扬听到飞机下方传来一声巨响。他发现，飞机在猛烈振动的同时，仪表盘上发动机转速表指针急剧下降。瞬间，座舱内充满了浓烈的煤油味。来回活动了几下油门杆，但不起任何作用。他意识到，这可能是由于加力导管或燃油系统导管爆裂导致的发动机空中停车。

　　歼击机最大的危险就是空中停车，而燃油系统故障导致的空中停车，则意味着飞机没有空中再启动的可能。失去动力的飞机速度急剧下降，此时的飞机高度仍有7000米，具备飞行员弃机跳伞机会。如果再延误几秒钟，这个仅有的生存机会就会失去。

       任何一个试飞员，在不到万不得己的情况下，都不情愿做出弃机跳伞的选择，但如果一点返回余地都没有了时，也只能忍痛割爱。此时的王冠扬，没有做弃机跳伞的任何准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飞机是宝贵的，即使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我也要把飞机飞回去。他迅速调整航向，把飞机对准机场返航，并向塔台指挥员报告情况，要求紧急迫降。

　　由于风向原因，当天的飞行由西向东起飞着陆。紧急迫降，由西向东也是王冠扬的最近距离。但是，如果这样迫降，飞机势必要通过工厂上空，如若迫降失败，飞机坠入厂区，后果将不堪设想。王冠扬毅然放弃了向东迫降的有利条件，绕机场半圈，改为由东向西迫降。

　　但是，此刻的飞机已下降到了1000米，已经无法在机场迫降了。王冠杨非常镇定，临时选定迫降场，操纵飞机准备迫降。当他发现迫降场前后都有村庄时，一面压坡度进行避让，一面将飞机的外挂物投在两个村庄间的空地上。

　　高度越来越低，生死悬于一线。就在飞机快要落地迫降时，王冠扬突然发现机头前方横着一根高压电线，左边的村庄还有村民在田里劳动。怎么办？他下定决心：决不能让飞机触到高压电线，不能让迫降的飞机撞上群众。他向左用力扳驾驶杆，将飞机改平，飞机滑跑171.2米后，停在一片刚刚收割完小麦的麦茬地里。此处距跑道1500米，偏离跑道延长线400米。

　　塔台的救护车飞快地开了过来，战友和正在地里干活的群众纷纷跑来救护他。王冠扬不顾身上多处的伤痛，急切地说“我不要紧，看看飞机怎么样？伤着群众没有？”飞机和机载科研仪器保住了，工厂、村庄和群众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王冠扬驾机紧急迫降成功。

　　王冠扬跨出飞机时，他用力按了一下领航时钟的按钮，时钟停在了9时08分的位置。从起飞到迫降，只有15分钟时间。15分钟对常人来说，也许无关紧要，王冠扬却以一个军人、一个试飞员的胆略和气魄，用自己那双穿着飞行员粗重皮靴的双脚，跨过了生与死的界限。

　　王冠扬的英雄事迹，迅速传到了大江南北，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都知道了。次日，正在西安视察工作的王震副总理代表中央首长，亲临医院探望身负重伤的王冠扬，赞扬他说：“你是英勇的模范的飞行员！”

　　其实，王冠杨能够在危难关头，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源自于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坚守和担当。1967年，在飞行部队已有7年飞行历史的他因飞行技术出众，被选调到第三机械工业部所属的630研究所任试飞员。此后十年，国家航空工业和科研试飞工作发展缓慢。在有限的科研试飞中，他总是主动请战，积极承担上级交给的各项科研试飞任务。

　　当时，有人对王冠杨说：“老王，你是个飞行员，对政治上的事要明白些，可不能因小失大”。他回答道：“我是个飞行员，我只知道试飞员如果不积极参加科研试飞活动，那恐怕半点政治都没有！”其实，他深深地懂得：科研试飞没点“紧急性”，新飞机就不能早一天定型生产，部队装备不上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新型飞机，就难以完成捍卫祖国领空的神圣任务。

　　此后，王冠杨总是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完成每一项科研试飞任务。许多科研人员都说：“任务书发到老王手里，用不着我们再给他叮嘱什么，他的心比我们还急。” 1975年到1976年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战友先后承担了12次科研试飞任务，全部圆满完成。

　　1977年8月，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全放在第一，王冠杨被空军党委授予“雷锋式的飞行员”荣誉称号，成为“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7年7月，作为试飞员中的杰出代表，王冠杨出席了“全军英模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