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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北京领取全军“军事训练一级单位”奖牌之前，王军特意去理了一个“非常之年轻”的发型——在他看来，代表全旅官兵去领取这份集体荣誉的分量，要比他自己获得的那些“飞行金质奖章”“育才金奖”重得多。

　　这个位于西北戈壁边缘的空军飞行员训练旅，在成立的第二年就捧回了全军军事训练最高荣誉。

　　“荣誉来自全旅官兵洒下的汗水、收获的成绩，也是由于我们站在了整个空军飞行员培养模式改革这辆巨大战车的前沿。”王军说。

　　针对新时期所担负的使命任务，空军启动飞行员培养模式改革。而王军所在的训练旅，可以说是各探索力量中最基层、最前端的一支。

　　“空军飞行员的培养，涉及招生选拔机制、培训内容设置、方法手段运用、师资力量建设等诸多环节。”王军说，而一系列改革措施实施之前，都将面临一个共同的、也是关键的课题：减员增效。

　　“对于训练旅来讲，就是如何挖掘训练主体的潜能，怎么改革组训模式、保障模式，用更短的时间、更少的资源培养出更多的飞行员。”王军说。

　　2010年8月，空军给王军所在部队下达了承担飞行院校组训模式改革试点任务：用一个半团的人员和装备，承训两个团的学员员额。

　　在所有人看来，这绝对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学员增多，人员、飞机矛盾更加突出；飞机出动量大，场道、空域调度更加复杂……“此前，我们每年培养的飞行学员数量比较多，要在此基础上再翻一番，所有人心里都没底。”王军说。

　　尽管如此，王军还是受领了任务，出任临时训练旅旅长。接下来的数十天里，他带领相关人员加班加点研究论证，终于拿出了一套新模式试点方案，按时实现学年开飞。

　　然而，一切改革必将接受风险的考验。开飞后不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训练旅接连发生了2起事故征候。

　　在飞行部队，“征候”虽不会造成人机损失，但所带来的紧张与关注一样沉重。“那段时间，‘试点’成了上下各级关注的‘焦点’。”王军回忆，“改革思路是否可行？新模式是否科学？甚至，我这个‘领头雁’能不能胜任？所有问题一齐压了过来。”

　　王军稳下心来，一边给部属打气，一边认真分析原因，在分工、统筹、监督等方面着力加强改进。一系列措施落实后，部队“从压力很大，到逐渐恢复了信心”。

　　“方案还是有效的，在接下来的一个期班，我们彻底杜绝了事故征候。”王军说。

　　三个飞行大队滚动组训、梯次推进，外场机务整合专业、小平台运行，后方修理厂精细统筹、大后台保障，各部门如同精密咬合的齿轮，高效而紧凑地运转起来。最繁忙的时候，机场全天24小时都有红白相间的训练机频繁起落；天气条件最好的时候，王军带领全旅连续7个飞行日不间断飞行……

　　一个学年下来，全旅训练量翻一番，夜航训练密度翻一番，总飞行时间增加三分之一，圆满完成承训任务，创下空军单个期班毕业学员最多的纪录。

　　7月毕业季，一排排年轻的飞行学员列队走出营区大门，前往大江南北的各个空军歼击机师团。望着一张张充满朝气的面孔，王军重新陷入沉思：“组训模式改革表面上是增加承训任务，提升承训规模，但核心应是提高学员质量。”

　　在赞誉与荣耀纷至沓来时，王军再次埋下头，开始研究制订飞行学员“内涵式”发展“路线图”，新的改革又在起步……

　　王军自认“不善言辞”，而他的一段“思想动员”却在全旅“着实深入人心”，同事与部属们说，就是这段话牵引着大家直面一道道难题，攻克一个个难关：“几十年后回想，你曾经站在空军飞行员培养模式改革的最前沿。空军后来的一系列发展成果，你在当时也出过一份力，对军队、对国家做过有用的事——就凭这一点，此生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