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

在普通人看来，飞行员是一个光鲜的职业，开飞机拿高薪的他们，好像没什么理由选择离职吧？

事实并非如此，飞行员赵洪为离开航空公司已走过近两年的诉讼之路，目前仍处在既未辞职、又无工作的尴尬境地。该案也成为全国首例飞行员不能解除劳动关系的案件。无独有偶，跟赵洪同一公司的另一飞行员近期也提出了离职……

昨日，又一起国航重庆分公司飞行员离职案，在重庆一中院开庭。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首席专家、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起淮，作为原告方律师出庭。这是张起淮代理的第二起国航重庆分公司飞行员辞职案。

已停飞近两年的飞行员赵洪，也非常关注此案的审理情况。2010年10月，赵洪要求与国航重庆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但遭到拒绝，为此他起诉并经历了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及再审的司法程序。

一周前，赵洪赶往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高调维权

申诉前先开新闻发布会

昨天，赵洪拖着他的黑色飞行箱，出现在约定地点。箱子内全是各种申诉材料和法院判决书。

8月14日上午，赵洪来到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述书。这之前他召开了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向驻京的不少媒体介绍了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代理律师张起淮介绍说，航空行业属特殊行业，培养一个飞行员要支付高额成本，因此按照飞行员的行业管理规定，飞行员要想辞职，除非是航空公司同意或有法院的判决支持，否则航空公司拒绝移交飞行员的档案，飞行员将无法到下家进行再就业。

在赵洪看来，飞行员也是劳动者，按照劳动法规定，应跟普通劳动者一样，享有法律赋予的相关权利。

离职原因

任务太重，家回得太少

赵洪的老家在自贡，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1970年出生的他，考上空军第二飞行学院，成为了家里唯一的大学生。

大学毕业后，赵洪被安排到成都军区运输团服役。1994年，部队精简，赵洪来到了西南航空公司重庆分公司，成为一名民航飞行员。“当时民航很缺飞行员，待遇虽然是统一的，但还是比其他行业高很多。”在2002年西南航空被国航合并之前，赵洪的工作是非常幸福的，“基本上能当天飞当天回，在家的时间还是很多的。”

并入国航后，赵洪时常被安排到北京、上海等地值班，在重庆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2004年女儿出生后，赵洪希望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上，但却事与愿违。除了自己飞行外，身为飞行教员的他，还得带学员飞行。特别是拥有了飞行检查员和安全专员的行政职务后，他的工作量更大了。

在正式提出离职的前两年间，赵洪曾三次提出调动，但都因各种原因放弃了。

单位拒绝

无奈提交劳动仲裁申请

赵洪的飞行箱里，有3个蓝色的本子，详细记录了从2003年开始的每一次飞行情况。2010年的10月24日，飞行记录在这一天戛然而止。

当天晚上8点39分，赵洪驾驶的飞机从香港飞回重庆。他在记录本上特意写下了当天所带的学员的名字，“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因为这是我在国航飞行的最后一个航班，可能也是这辈子最后一次飞行。”

第二天，赵洪用快递寄往公司的辞职信被拒签退回。10月26日，在渝北区公证处两名公证员的陪同下，他前往公司人力资源部，递交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此后，赵洪再也没接到过飞行任务。

由于公司一直没动静，12月9日，赵洪向劳动部门提交劳动仲裁申请。12月14日，公司书面复函不同意赵洪离职。

2011年2月，赵洪的劳动仲裁被驳回。3月15日，公司发出文件，暂停赵洪飞行任务安排地面工作，岗位为飞行训练助理。

同时，赵洪聘请了律师，以公司严重违反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没有依法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节油奖以及足额社会保险等，同时存在超时加班等情况，正式向渝北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劳动合同。

漫长诉讼

他做好不再飞行的打算

赵洪没有想到，诉讼路如此漫长。从渝北区人民法院，到市一中院，再到重庆高院，最后不得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11年8月10日，一审宣判，赵洪胜诉。2012年1月，市一中院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航空公司并无违约情况，原告提出的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不予判决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5月，市高院驳回赵洪的再审申请。

今年6月，公司跟赵洪有过一次协商，但最终没有谈妥。在这近两年里，赵洪没有工作，但公司还会每月按时将一笔钱打到他的卡上，“每月有800多元，2个月前涨到了1000多元。”

赵洪之前的收入很高，积蓄可观，可让他在较长时间内衣食无忧。辞职之初，他打算休息一年后，再到其他航空公司当飞行员，但现在，他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不再当飞行员了。”因为如果无法解除劳动合同，赵洪的飞行执照管辖权将不会移交到相关的民航管理局，他也就无法继续从事飞行员职业。

代理律师：是飞行员版的秋菊打官司

昨日开庭的飞行员辞职案并未当庭宣判。这起案件和赵洪辞职案，都引起了航空界的普遍关注。不少飞行员通过微博对赵洪表达了支持。

其实在赵洪之前，国航其他分公司有飞行员辞职的先例，劳动关系的解除都很顺利。

张起淮是“中国飞行员入刑第一案”伊春空难机长的辩护律师，近几年为数百飞行员打辞职官司。截至今年，全国600多例飞行员辞职案中，有500例是由他代理的。2008年，张起淮代理了第一例重庆飞行员辞职案，至今已有数十例。而赵洪一案，则是全国首例被判不予解除劳动合同的飞行员辞职案。

“飞行员表面很光鲜收入又高，但他们的工作其实很辛苦很枯燥。而收入的增长又跟不上市场的节奏。”张起淮说。

2005年起，国家民航总局相继出台关于稳定飞行员流动的通知。通知要求，飞行员在流动时，下家向上家支付70-210万的“转会费”。“现在的一名机长的‘转会费’是400万，其中给上家220-250万，剩下的给飞行员当安家费。”张起淮说。

“90%以上的飞行员还是安于现状的。”张起淮代理的案件中，飞行员辞职的直接诱因主要出现在公司领导层对飞行员的管理上。

尽管赵洪除了一审胜诉外，之后一路败诉，但张起淮仍对最高人民法院即将给出的答复表示乐观。

由于劳动合同是唯一带有人身权利和人格自由的合同，因此，劳动者无论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何种条件的合同，都有权解除。“至于解除合同之后，应当承担哪些赔偿，就另当别论。”

“单位曾经找过他，希望协商解决，只要他同意赔偿就放他走。但赵洪拒绝了，他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判决，在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下，判他陪多少都可以。他就要个说法。”张起淮评价赵洪案，是飞行员版的秋菊打官司。

对于这场官司，张起淮认为没有赢家。“走司法程序，飞行员肯定就停飞了。现在我手里的150多个案子，就有150名飞行员停飞。对飞行员本人还是航空公司，都是两败俱伤的。这是巨大的资源浪费。”目前，飞行员辞职案平均耗时1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