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

　　图：马航370乘客家属：离开亲人的日子。

       事发后，马航家属主要的联系手段就是微信群：

　　MH370失联乘客家属大群

　　MH370失联乘客配偶群

　　MH370失联乘客子女群

　　MH370失联乘客兄弟姐妹群

　　MH370失联乘客父母群

　　专门发泄情绪的“要亲人不要赔偿”群

　　北京乘客家属群

　　MH370家委会媒体群

　　“最后我问他，你知道飞机在哪儿吗？他说知道……”老张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周围立刻安静了下来，附近的家属都围住了老张，等着他的下文。

　　老张全名张永利，白色球鞋，黑色运动裤，上身是褐色圆领衫，套着褐色夹克，留着平头，举止干练。他是顺义本地农民，大女儿在MH370上。由于长年资助一名黑龙江大庆的贫困大学生，即使MH370出事后也没有停止，因而老张在家属之中颇有威信。

　　“我也就没问他，飞机在哪里，”老张没来得及继续追问“飞机在哪里”，周围的人一片叹息，老张举起右手，用食指划了一条上升的抛物线，“不过那人说，你们只知道两条航线，但他知道多条航线。”老张说完，周围又安静了下来。“他有特异功能不成，要不他咋知道哪条线是真的。”一位蹲在地上的家属接口道。

　　老张讲述的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家属中已经重复多遍：今年7月，两名不知姓名的男士给他家送去了两箱舒化奶和一个信封，对老张说了上面那番话。“信封里有两千块钱，上面写着‘马行370家属收’，”老张说，“不过，不是马航那个航，是银行的行。”两千现金之外，信封里还有一些照片，照片的内容有壁虎，有鸟的羽毛。“下次，我一定问清楚飞机在哪儿。他如果说了，我就请大家吃烤鸭。”老张明显有些懊悔。

　　这是2014年10月10日下午5点，MH370失联后的第217天。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北京顺义空港物流园六街物流基地办公楼。这是一栋灰色的办公楼，共有五层，站在楼下，头上不停有飞机掠过。这一天，50多名MH370家属，包括老张，在与马航工作人员进行了3个小时例行公事的交流之后，走出办公室，在门口开始闲聊——这是家属最为放松的时刻。

　　2014年3月8日早上8点半，MH370失联。这天之后，每逢周一、三、五，这架航班上的154名中国乘客的家属们都会从北京，乃至全国各地聚集到这里，与马航人员争吵，用老张经历的这种传奇故事相互打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相信自己的亲人还在人世，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恢复自由。家属们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这个圈子里依靠两个共同的信念维系：自己的亲人还活着；所有的一切都是由马航造成的。

　　“我们孩子坐了你们飞机没有了，我们也不找你们打官司，你们把孩子们还回来就行了。”来自邯郸的栗二友曾经当面恳请马航工作人员——这句话最能代表这个圈子的信念。

失独：“姥姥怎么了”

　　10月10日这天的交流会，从下午两点开始。这是一层靠右侧门的一间办公室，大概30平米左右，六位马航工作人员坐在前排，三男三女，马航的两位年轻律师坐在左侧桌子后。20余名家属坐在三排座椅上，座椅后背上写着“马航资产”。张美玲坐在后排，马来西亚民航局官员黄惠康，这个马来西亚政府与家属打交道的唯一官方代表每讲一句，她都会小声骂一句“骗子”，然后用手不停地敲打“马航资产”四个字。

　　217天前，张美玲正同两位外孙等着女儿女婿的归来。她住在北京朝阳区华威桥附近的一个安置房小区，位于28层的家客厅很大，茶几前面是LG的50寸液晶电视，茶几左边墙上摆着全家的各种合影，共有三排，一共9张，除了一张女儿和女婿的合影外，其他8张都有两个外孙的身影。

　　两个外孙是混血儿，哥哥Peter8岁，弟弟Mike只有3岁。她家“姑爷”Muktesh Mukherjee是印度裔加拿大人，供职于加拿大某能源公司，工作地点在北京的最高点——国贸三期。

　　3月8日早上7点，如果一切正常，MH370应于半个小时前在首都机场降落，而张美玲应该已经接到独生女儿白小莫的电话。到了7点半，张美玲忍不住打电话给女婿的司机，让他帮忙查询航班情况，司机咨询了北京机场地勤后，回复张美玲说飞机延误，“还没起飞呢”。Mike由于起得太早，已经有些吵闹，张美玲拿出他最喜欢的《papapig》动画片，放到DVD里，安抚住了小外孙。

　　这时，张美玲突然接到妹妹的电话，“说飞机出事了，让我赶快看新闻。”她打开央视新闻频道，看到了MH370失联的消息。“我看着字幕，眼泪就直往下掉，Mike吓坏了，拉着我的手不停地摇，‘姥姥怎么了，姥姥怎么了’。”张美玲回忆着当时情景，双手紧紧抓住沙发套子。

　　从那一刻起，张美玲及154名中国乘客的家属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年已经65岁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英语速成班的一员。

　　与记者交谈过程中，张美玲的手机不停地响起，都是向她推销英语速成课程的。“一个月10节课就要3000块钱，太贵了，”张美玲挂断电话，“现在教英语的可真赚钱，想找个便宜的口语班都难。”张美玲之前没有英语基础，她希望通过突击学习，在两个月内掌握会话能力。

　　“我现在听不懂Mike说话啊。”张美玲拿着手机大哭起来。Peter和Mike都出生在加拿大，长于美国芝加哥，英语是他们的母语。Mike一岁时，两人跟随父母来北京定居，就读于北京的国际学校和双语幼儿园。

　　MH370出事后，两人一年30万的学费对张美玲来说成了天文数字。于是，远在英国的爷爷奶奶今年5月将两个孙子接到英国抚养。

　　3月8日之前，张美玲本过着众人羡慕的退休生活。她的女儿女婿是加拿大公民，后到美国芝加哥定居，在芝加哥的百老汇街有一套公寓。为了带外孙，张美玲一共去了芝加哥8次，“已经可以申请美国绿卡了”。

　　到了北京之后，女婿公司在二环朝外大街的新城国际为其提供了一套300平米的公寓。女儿女婿，两个外孙，包括张美玲都有自己的房间。“晚上9点都回房开始休息，早上6点半全家起来，我那时的生活可健康了。”张美玲说。而现在的她，晚上两点还在上网，搜索MH370的消息。

　　此前，女婿每年都要组织全家出国旅游一次。如果航班没有出事，他们原计划3月29日去香港，全家的机票都已经买好。但现在的张美玲，连下楼都很少，她现在只关心两件事：女儿女婿何时回来；尽快学会英语与外孙聊天。

　　客厅电视旁放着一部白色的索尼笔记本，这是张美玲和两个外孙的通讯工具。“每周视频通话一次。（到英国）半个月后，两个外孙就不会讲中文了，Mike只会说姥姥，Peter说一句中文要想两分钟，我对着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口。”

　　外孙变成了“外宾”，让张美玲惊恐不已，甚至每次打开电脑，她都从原来的期待变成了害怕。在恐惧感的压迫下，虽然抱怨补习班的价格，张美玲最终同双井的一家英语机构签下14680元的合同，开始了五十节课的强化训练。“那是一个一对一的班，人家说这样学得最快。”她购买了各种英语教材资料，从《新概念》到《大学听力》，勤奋程度堪比面对四六级考试的本科生。

　　事实上，大外孙Peter在3月8日那天就明白发生了什么。“Mike一天到晚就要找爹地妈咪，”张美玲说，“我们这个老二跟他爸爸特别好，他爸爸妈妈不管到了哪里，住下酒店就打电话回来，老二就在旁边大喊爹地妈咪Comeback。”Peter则一直安慰Mike，告诉他爸爸妈妈都在一个荒岛上，很快就会被人救回来。

　　从某种意义来说，张美玲对MH370事件的看法与Peter不谋而合。“因为要看孩子，我3月24日才第一次去丽都饭店。”张美玲说。

　　对于所有马航家属来说，3月24日晚10点是他们最难忘的一刻——马拉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MH370终结于南印度洋。在丽都饭店等待消息的家属们，很多人当场昏倒，现场乱成一片。

　　当时，张美玲坐在第一排，她没有像其他家属那样失声痛哭，而是直接质问面前马拉西亚大使馆的一位官员。“我问你们的飞机究竟去了哪里，是不是还在马来西亚，”张美玲说，“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我觉得他这就是承认了，飞机就在马来西亚。”

　　像张美玲这样的失独人群是马航家属圈子的核心成员，遭受的打击最大，多年的亲情回忆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负担。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的胡阿姨60多岁，已经退休，老伴去年去世，儿子、儿媳妇和3岁的孙女都在飞机上。“孙女都要上幼儿园了，当时定下了两家幼儿园，国美第一城的21世纪幼儿园和兴隆家园的向日葵幼儿园，就是拿不定主意，早定下来就好了，就没这些事了。”胡阿姨反反复复地说着孙女。她每逢周一、三、五都要去马航办公室。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她周一晚上8点才回家，也不做饭，随便吃点，然后等待周三的到来。

　　张美玲最近去顺义马航办公室的次数减少了，因为用车不方便。

　　3月8日之前，女婿出门有公司专车，司机接送。3月8日之后，女婿的公司依然同意张美玲使用这部车，但需要提前一天预约，还不能保证一定能约到。“我也理解，人家司机也不容易。”张美玲也和街坊邻居断绝了来往，很多邻居和亲戚甚至还不知道她家出了事，经常问她女儿什么时候回来，她什么时候再去芝加哥。

　　这些问题让张美玲无法面对。于是，与马航热线聊天，成为她唯一的业余爱好。

　　3月24日之后，马航中国开设了一个服务热线，专门解答家属的各种问题。家属们有事没事就打过去，有抱怨的，有诉苦的，有痛骂的，也有像张美玲这样探听口风的。

　　“接电话的姑娘小伙子态度可好了，我就爱同他们聊，他们很多东西都不敢回答，所以听话就要听音。”张美玲说，“有一次，我问那个小伙子，飞机是不是在马来西亚。他不说话，我又问是不是在菲律宾，他还是不说话，最后我问是不是在新加坡，他‘嗯’了一声。所以我觉得，飞机肯定还在，就在新加坡，要不然其他地方不‘嗯’，但新加坡就‘嗯’了一声呢。”

　　除了打电话，张美玲的另一种确认方法是算命。

　　今年5月中旬，她来到北京八大处，在灵光寺门口遇到一位大和尚，自称断命精准。“胖胖大大，穿着袈裟，说是来自五台山，像个有道行的。”张美玲报上了女儿的生辰八字，和尚推算了一阵，告诉张美玲，要算的人遇上事了，受阻了，要揭开这事，最快也要到明年。“他还说当时就是阻力最厉害的时候，还说我们要吃官司。”五台山高僧的每一句都击中了张美玲的心坎，让她大为信服，“只凭生辰八字就能算出这些，看来女儿女婿就是活着。”事后，张美玲给了高僧90块钱，“再给多，就没钱坐车回来了”。

丧偶：“同情也许是善意，但只会徒增别人的优越感”

　　张美玲将算命的结果分享到微信群里，为大家提供了又一份精神支撑力量。

　　事发后，马航家属主要的联系手段就是微信群：MH370失联乘客家属大群、MH370失联乘客配偶群、MH370失联乘客子女群、MH370失联乘客兄弟姐妹群、MH370失联乘客父母群、专门发泄情绪“要亲人不要赔偿”群。由于北京乘客较多，他们还组建了一个北京乘客家属群。此外，实名投票群创建后，一名乘客只有一名家属能进入这个群，重大决定进行投票。当然，他们还有一个专门面向记者的群——MH370家委会媒体群。

　　“现在群里特别信算命的，至少一半人都算过。”张婧说。她是北京一所学校的老师，新婚丈夫是MH370的乘客。“凡是算过的都会在群里说，我找哪个大仙算过了，人都还在，有些家属甚至连续找了四五个算命先生。很多家属就是这样，有10个信息，就把9个不符合期待的都下意识滤掉，然后有一个半靠谱不靠谱的，就认准了。”

　　顺义空港物流园马航办公室的正式名称是“MH370家属支持中心”。这间办公室的右上角，挂着一张大比例尺的中国地图，上面标着各个省份的MH370乘客，女的用粉红色标签，男乘客用天蓝色标签。每次来开会，家属一抬眼，就能看到挂在那上面的亲人。

　　张婧每次去这个办公室都会坐在后排，尽力远离这张地图。

　　航班出事后，在中国律师协会的指导下，家属们成立了家属委员会，有十来个牵头人。委员会有专业分工，分成法律组，资料组，媒体组，技术组和杂项组，每组四到五人，由家属们根据自己的特长自愿参加。

　　张婧是马航家属委员会技术组的负责人。在家属支持中心，她提出问题的专业程度，曾让马来西亚民航局官员黄惠康大为吃惊。而她，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科生。

　　她没有找人算命，只是在微博上探究丈夫的下落。她关注了每一个能搜到的机长、塔台和地勤人员，然后与他们私信交流。“有些机长很热心，有些挺令人失望的。一个机长说节哀顺变，我都不知道该谢他还是……”

　　她遇到过一个非常支持阴谋论的机长，后者说“在高层的朋友”称“人还在，只是被劫持了”。“他说自己快退休了，已经活够了，不怕别人找麻烦。”劫持说在家属群盛行，一个家属甚至声称，从高层打听到政府已经锁定一个岛屿，正在训练特种部队，准备登陆进攻以解救370乘客。

　　类似的阴谋论在家属群中非常流行，受到普遍的欢迎。

　　“这其实就是一种幻想，家属宁愿相信一个虚构的事实，也不相信客观的事情。”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教授傅素芬说，“家属们已经跟现实隔离了，隔离开来以后他们心里可能还会舒服一些。如果回到现实的话，他必须去接受这个人已经死了，那他接受不了。他们的心理会采用一些回避、否认，这样的一些机制来让自己能够过下去。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身体如果有重大创伤，或者大出血的时候，人会休克，休克也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来降低机体的新陈代谢。情绪也一样，当事实承担不起的时候，也用情绪休克或者失忆、否认来保护自己。”

　　现在，每天早上醒来，张婧的第一件事就是刷微信圈，然后开始搜索MH370的各种关键字。“搜370，马航，马来西亚，希沙姆丁，纳吉布，马航工作组，之前几小时就能看到一条新闻，逐渐变成一天，两天，十天才能看到新的消息。”工作之余，研读各类航空网站成为张婧的关注焦点：她清楚军用雷达与民用雷达的区别，她了解各类发动机的推进比，她能听懂空管的各种术语……

　　对于丈夫的生死，张婧的态度非常矛盾。“无论说他在，或者不在，对我来说都不是好答案，如果在的话，被劫持了200多天，他该受了多少罪啊。想想他如果在一个地方受这么大的罪，我宁可他一下子怎么怎么样。如果要说他不在的话，但我们的过去是那么甜蜜，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

　　亲人生或死的不确定，对于家属来说是非常尴尬的现实。MH370上的154名中国乘客，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未定状态。“我国民法规定，像MH370这种突发事件，只有在两年后，才能由家属启动宣告死亡程序。”民事律师方振宇告诉本刊记者。

　　栗二友今年60岁，来自河北邯郸农村，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在家务农，儿子是154名中国乘客之一。此前，他的儿子在国内某个大型通讯设备制造公司上班，是家里的经济支柱。MH370出事后，栗二友一家没有了经济来源。他们想提取儿子工资卡的存款，被公司和银行拒绝，要求他们必须先出示死亡证明，然后才能办理。

　　“我先生也没办法定为工伤，因为工伤也必须有死亡证明。”张婧说，“没有死亡证明什么都做不了，但我宁可什么也做不了，也不希望看到那个死亡证明。”

　　3月8日之前，张婧是个幸福的小女人。她和丈夫去年结婚，住在北京远郊，两人对生活有着非常美好而详细的规划。“我们在北京算一个中等家庭，但是我的工作对于孩子和家庭都非常有利，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去，我们当时就已经准备要孩子，因为我和他都是双胞胎，我们想可能会生一对双胞胎，我们的床都是买上下铺的。”

　　“早晨起来打开窗户的时候，我们那个房子可以看到远处的山。这一瞬间，就觉得特别美好。暑假的时候，我可以进城陪他上下班。他上班，我在市里购物，或者是看电影，等他下班。我力争花完他一天挣出来的钱，然后一块回家。我真的这样想的，看到商店的标签，觉得这个钱比我们今天赚的少，我就可以买，这是很幸福的一种生活，我一直认为自己幸福。”

　　往昔愈甜蜜，现实就愈伤心。3月8日之后，张婧首先面对的，是来自各方的同情。

　　张婧是一个班的班主任。MH370出事的消息传来，她没有去上班，而第二天，孩子们的询问就蜂拥而来。“各种给我打电话，发短信，老师怎么还不来，咱们班炸锅了，各种催你的那种。我当时听不了手机响，手机一响我触电似的。在丽都的家属会场上，有记者手机响了，旁边有一个家属上去要打他，我爸爸说神经病啊，人家手机响了要打他。我当时特别理解那个家属，他和我一样，当时对声音特别敏感。”

　　孩子们还是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他们合写了一首诗献给了自己的班主任。“告诉我虽然你生命中少了一个人，但还有我们，你对我们那么好，上天是公平的，将来对你好的人一定会有。还有的学生会说老师你现在有钱花吗？没有钱花的话我给你，”张婧拿起纸巾，擦了擦眼泪，她没有哽咽，只是不停地掉眼泪，“面对马航官员我也是这样，说着说着就流泪，自己都不知道，抱歉。”

　　在家属中，像张婧这样理性的人不多。近8个月的时间并不足以让他们从悲痛中完全恢复过来。“我知道他失联后，只能做到现在的样子，我不能做得更好，我没有遗憾，他能给我的爱都给了，我能给他的爱也都给了，出事情之后我妈总说命什么的，我觉得不是什么命，就是一件事情恰恰碰到了。所以我不想别人同情我，别人同情也许是善意的，但是只会徒增别人的优越感。”张婧说。

　　张婧最近退出了大群，被排斥出了家属的核心圈子。因为她对亲人还活着这个信念不够坚定，在群里同人争吵了起来。

　　“群里有人阴阳怪气地说，有血缘关系的就是要比没血缘关系的更悲痛，更关心亲人，这让我受不了，他们指责我去马航办公室不积极。拜托，我是有工作的人。”

　　配偶这个群体在MH370出事6个月后，逐渐恢复了过来。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也把目光放到了未来的生活。他们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让眼泪浸染自己的生活。

　　然而，这个目标很难实现。

　　“因为这个飞机上大部分是男的（乘客），因此大部分配偶是女的，”张婧说，“她们经常在群里说，今天我家什么东西坏了，以前都是老公弄的，现在不知道找谁。很多家属平常上下班老公接送，自己不学开车，现在自己学开车，还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父母。”张婧说，“配偶经常在群里面崩溃，一个无线路由器坏了，就能哭得不行。哭得差不多了，才说我们家无线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弄，大家告诉她说把电源关上然后再打开，她告诉你说还是不行，哭得更凶了。”

孤儿：想去马航工作

　　10月10日下午四点，家属与马航官员的争吵依然持续。来自河北邯郸的栗二友走上前，指着黄惠康的鼻子问：“老黄，你告诉我，三艘船还要搜多久才能找到（飞机）？”而黄惠康讲得最多的话依旧是：“你这个问题我现在不能回答，我会代你呈交。”

　　栗二友再向前走一步，被旁边早有准备的保安拦住，然后被劝出了门外。坐在角落的王佳运看到这一切，稍稍摇了摇头。

　　在所有的家属中，王佳运可能是最为特殊的一位。他父母都在370上，其父还是马航中国的高管。“我父亲1991年加入马航中国，是马航的第一位中国技术员。”今年大四的学生王佳运说。

　　1989年，马航开设了飞往中国的第一条航线——吉隆坡到广州。之后，马航在中国的业务飞速发展，于1991年设立了马航驻北京办事处，王佳运的父亲就是办事处的第一批员工。父亲在马航负责货运业务，出事前的职务是高级货运经理，马航中国货运的最高负责人。

　　今年2月1日，母亲告诉王佳运，他父亲在马航年会上抽中了吉隆坡和云顶旅游区的免费名额，问他要不要去。“本来我也会去的，结果3月初学校考试，就只有爸爸妈妈去了吉隆坡。”王佳运苦涩一笑。两周后，2月15日，王佳运在北京西客站坐上火车回学校，父亲一直送他上了火车。这也是王佳运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挥手告别的身?影。

　　王佳运是北京人，3月8日之前，他是一个无忧无虑，不爱学习的大学生，3月8日之后，王佳运慢慢变得成熟。他成绩不好，没能考上北京的学校，只能远赴四川，读了一所私立艺术院校，学费每年3万。同很多大学生一样，他晚上熬夜，白天逃课睡觉，如果没有发生MH370事件，这种美好的生活还会持续一年。

　　3月8日早上十点，王佳运躺在上铺用手机查QQ，如果没有其他情况，他打算放下手机，直接睡到下午。这个时候，他接到了北京表哥的电话，告诉他父母飞机出事了。王佳运直接从上铺掉到了地上，他没顾上自己，打开电脑，看到了370乘客名单，找到了父亲的名字。当时，名单上没有母亲，他打电话给表哥，表哥告诉他，他母亲也在飞机上，那份名单不全，表哥已经电话给马航确认过了。

　　“我一下就晕了，双眼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他宿舍隔壁住着辅导员助理，推门进来，开口就问：“马航有一架飞机失联了，能不能问问你爸是怎么回事？”突然抬头看到了满脸眼泪的王佳运，知趣地停住了话头。

　　那天，同学们凑钱帮王佳运买了下午一点飞北京的机票。当天晚上，王佳运回到了北京的家。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书桌旁边有一个玻璃柜，王佳运在柜子里看到了一张纸，父亲在纸上写着家里所有银行账号以及密码。

　　这是王佳运的父母第一次一起坐飞机出行，作为老航空人，他父亲考虑到了极端情况。看到父亲的笔迹，王佳运紧绷的身体彻底崩溃了，瘫倒在地上。

　　王佳运此后的待遇与其他家属明显不同。他当天晚上就联系到了马航中国区行政主管雷红。接通电话之后，雷红抢先哭个不停，她和王佳运父亲是老朋友，王佳运父亲原定3月10日和她有一个会议，而他，也是马航历史上第一个在自己飞机上出事的高管。

　　3月11日，王佳运飞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于次日见到了马航的董事局主席。他没有被安排和其他家属住在一起，而是和机组家属住在万豪酒店。机长哈里的母亲住在他的隔壁，她四处讲哈里给他托了一个梦，“这位大妈说，哈里在梦中告诉她自己在一个很黑暗的地方，非常冷”。

　　在吉隆坡，王佳运与其他家属几乎没有交集，回到北京后，他也没有加入自发成立的家属委员会。“我的身份太特殊，加入委员会会有些麻烦，另外，对于马航我有自己的考虑。”王佳运说。

　　在绝大多数家属眼中，马航是一家没有人性，不值得信赖的公司，只要提起，就是一片骂声。但经过MH370事件之后，王佳运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入马航。“马航是一个关联公司，有家族企业的感觉，所有的员工包括家属都会互相照顾。马航员工跟我说，比MH370稍晚半个小时抵达上海的航班着陆后，所有的机组成员是哭着下来的，从机长到乘务。我爸是马航员工，我爸想把我弄到马航工作，当时是非常容易的。有很多一家子全在马航的。”王佳运说。

　　父亲曾经同王佳运提过为马航工作，但被专业是编导的王佳运拒绝了。3月12日晚上，听着哈里母亲的哭声，王佳运仔细思考了自己的未来。“自己的这个专业很难找到工作，马航起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年7月后，王佳运开始同马航确认工作的事情。9月，马航中国副总裁告诉王佳运，马航目前没有岗位了，他会帮忙联系其他兄弟公司。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尽力联系’就是没戏的意思。”有些着急的王佳运给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写了一封信，通过马航中国转交了上去。

　　“写的是，马来西亚航空是马中友谊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支架，我不想看到MH370和MH17事件导致我父亲辛苦23年的马来西亚中国航线撤销，甚至中国航线撤销，我也想为此付出一份力，我还给马航重组写了11条建议。”王佳运说，“除了写信，我还有两个渠道，通过联系雇员工会提出我的诉求，因为雇员工会是马航最大的一块心病，影响力非常大，不得已的情况下，我还能联系到马来西亚反对党。”

　　因自己的特殊身份，从一开始，王佳运就与其他家属保持距离，从丽都饭店到吉隆坡，他几乎没有与其他家属有过交流，到物流园也是偶尔为之。

　　严格来说，王佳运从未进入过马航家属的圈子。除家属委员会的成员外，人们都不知道，他们中间还有一位马航员工的亲人。在家属微信群中，王佳运也很少出声，他和张婧一样，都不太喜欢大群越来越夸张的气氛——进入10月份之后，家属大群很多人在相互攀比谁遭受的打击更大，这种“比惨”行为，让张婧和王佳运完全无法接受。

　　也许，青春期的孩子是恢复最快的人群，他们会考虑自己的未来，包括遗产的分配，马航的赔偿，这些都是失独人群想都不会想的问题。

　　生活的重担之外，父母时常会进入王佳运的脑海。“我以前很喜欢热闹，现在我特别喜欢安静，特别喜欢一个人，哪怕自己胡思乱想，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做出过激的行为。”王佳运说。

　　同哈里母亲一样，王佳运也梦到过父亲。那是3月28日，“我说你跟我妈在哪儿，他说回家了，我说别乱说，我说我知道你们没回家，快说你们在哪儿，然后他就不说话了。随后我就飘进了机舱，紧急灯光亮着，救生门没弹开，也看到乘务员是慌乱的。有接线短路，冒着火花。父亲在空中飘着，我伸手抓他，但他离我越来越远……”10月10日，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王佳运小声告诉本刊记者。

　　到本刊11月3日截稿时为止，已经有四名家属因为衰老和疾病离世。

　　如今，张婧、王佳运和其他10多名家属已经委托美国Podhurst律师事务所的律师Steven Marks作为其代理，将于近期对马航和波音公司展开法律程序，要求他们公开信息，推动搜索的进展。Steven Marks曾参与多起空难后的诉讼。

　　但更多的家属还是选择每周一、三、五去马航办公室人要人。“星期五到空港向马航索要亲人。”每周四，栗二友都会给本刊发来这样一条微信。然后，他就坐公共汽车到邯郸火车站，坐最便宜的慢车熬一夜来到北京，再坐三个小时公交车，走一个小时来到支持中心。“我们每星期都来，”他指了下其他家属，“我们再不来，就没有人找我儿子了。”

　　这是栗二友的战斗，这是马航家属圈的战斗，是这个圈子存在的所有意义。（应受访者要求，张婧和王佳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