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

       至今，还会有一些外地家属赶到北京，找到他们的“新闻发言人”王晓峰。MH370乘客在京家属也会一起见面聊聊，“见到了，他们也许就不会那么孤独了。”王晓峰说。

　　MH370家属委员会（以下简称家委会）的牵头人之一，26岁的王晓峰亲历了这个马航家属互助组织的萌芽、生存全过程。其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次在丽都饭店对这个临时组织的成员进行了采访。

　　到了今年5月2日，随着绝大部分马航家属离开了北京丽都饭店，家委会似乎也完成了它的阶段任务。但是，王晓峰认为：“家委会虽然‘解散’了，但这种互助小组的形式，依然会在马航家属中存在。”

　　MH370失踪已经81天，仍然没有任何与飞机有关的物体被发现，这也为乘客家属的索赔带来了困难。

130名家属代表

　　自从得到客机失联消息后，王晓峰就开始与另外几名家属在讨论成立家委会事宜，“但最开始的时候家属们心情都比较差，不停有新消息发布出来，家属们的心理状态起起伏伏，这事就一直拖着。”王晓峰说。直到3月18日，马航MH370客机失联事件发生10天后，家委会正式成立。

　　直到3月15日，彼时马方宣布可能是劫机，“至少大家心里有了一个确切信息，可能心情也稍微平静下来，我们才真正谈到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家属委员会。”

　　身形微胖的家属王晓峰算是不少家属首肯的“新闻发言人”，每逢马方发布最新消息或召开闭门会议后，他总是被众多中外媒体团团围住。他能飞快地回答那些直接的提问，英文流利，足以应付外媒围追堵截。那段时间，他基本都连轴转，而今想到那段经历，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那时候像有根线在吊着，有股信心在撑着，即使天塌下来了也不觉得累。”他没有主动提到那些独自站着默默抽烟的时刻，“得熬过去。”他说。

　　马航家属许玲也觉得，当时很有必要成立家委会，“如果没有家委会的存在，我想家属们可能会更加混乱，比如说在与马方沟通上就可能有障碍。”在她看来，也许有单个家属可能情绪不稳定，或辞不达意，说不到点子上，“如果那样，外界就没法听到我们的声音了。这时候我们中间就必须有人站出来，为家属们做一些事情。”

　　王晓峰介绍，家委会成立是由130多名乘客的家属代表共同成立的，每位失联乘客家庭中都推举一位家属作为代表，出任家委会成员；其中有20多名家属作为志愿者，负责家委会日常工作。

　　20多名志愿者的工作大致分成四部分：第一主要是发言，包括会场提问环节以及应对现场媒体；第二是家委会的内联，包括每个酒店设一到两名家属志愿者，帮助家委会联络该酒店的所有家属；第三是宣传，包括家委会的官方微博及与媒体沟通；此外，是负责家属的后勤，即日常保障工作。

　　“家委会成立后，极大地方便了农村、内地省份的家属以及老年家属获取马航事件最新信息。”家委会成员大伟说。

　　3月8日之后，失联乘客的家属统一穿上了白色祈福衫，上书“祈福MH370 平安回家”，背后是英文“Pray For MH370”。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4月3日再次来到丽都饭店时，一些家属穿上了新的红色祈福衫。

　　大伟介绍，家委会第一次制作了500件白色祈福衫，全部发完后，还有很多家属没拿到，所以此番他们又制作了200件红色祈福衫。

　　值得一提的是，3月8日之后，制作祈福衫的费用，以及祈福用的音响、办公用的移动硬盘、条幅、打印、电脑等费用，都主要由家委会几名成员分摊和社会好心人士赞助，“这些费用，家委会从来没有向马方或中方政府要求过。”许玲说。

例会制度提问马航

　　4月3日下午6点40分，许玲接到一个电话，她收拾一下桌上的资料，对旁边的家属代表任强和孙婧交待道，“王妍情绪又不稳定了，我们过去看看”。在许玲的理解中，安抚情绪并不稳定的马航家属是家委会的任务之一。

　　在家委会的日常工作中，大伟对家属们怀着深切的同情。“客机失联已经让家属们很悲痛了，有一些冲动或不理智的家属，家委会也是很理解的，我们尽量让家属们回到理智的层面来。”他说。

　　许玲、任强和孙婧、大伟都是马航家属，他们也都是家委会成员，并各有分工。比如，4月3日下午，在丽都饭店二楼会议室里一间5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坐在电脑前的许玲忙着制作当天由马来西亚官方、中国政府与失联乘客家属召开闭门会议的信息汇总；任强在房间内接受两名CNN记者采访；年轻的孙婧正在制作一个名叫“MH370家属建议本”的小册子，家属任何建议、诉求，都可以写在家委会提供的这个本子上。

　　他们工作的房间门上贴着两张A4纸，一张写着“祈福室”，另一张留有家委会的两个手机号。每天下午3点马航发布会之前，这里也都会零星进来一些家属，他们静坐于地上，为失联的亲人们默默祈福。

　　家委会根据各成员的职业与优势，把日常工作分给不同成员来做。王晓峰英语好、表达能力强，负责与媒体沟通；在北京工作的大伟是律师，负责把关家委会声明；王妍在主持祈福方面有一些经验，而孙婧则负责家委会微博声明与最新信息的发布，许玲做一些资料整理的工作……。

　　但很多情况下，这种分工又并非绝对固定，如果出了重要消息，家委会的成员就会群策群力。比如，从3月31日到4月3日，家委会的主要工作是整理所有从3月8日到目前马航或马方发布的消息、声明，包括家委会每日例会及媒体对马航事件的报道等。“那时大家的思维都是片段式的，需要把这些资料汇总，理出完整脉络，这样我们才能从这些资料里提炼出更有价值的信息。”王晓峰说。

　　“飞机上的4个ELT（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向卫星发送地点信号的传送器），3个不能人为关掉，1个可以人为关掉，是这样的吗？”3月31日下午的马航发布会上，坐在家属席前排的家属代表向马方人士提问。当天下午3点至6点半的新闻发布会上，家属代表关于ELT的系列提问占据近一小时时间。

　　事实上，在每次马航发布会之前，家委会都会提前半小时召开例会，统一讨论家属即将对马方提出的问题，“家属们会提问题到家委会，家委会统一讨论，尽量核实，最后由家属代表在马航发布会上提问。”家委会成员王妍说。

　　但对于他们而言，马方发布会上提到的有关失联飞机技术方面信息，“专业性特别强”。

　　这造成一个困境。“家委会面对的是马方的高级专家团队，而我们都是老百姓，家委会很多成员都在恶补专业性很强的飞机技术知识，但毕竟我们的能力、精力都有限，所以我们一度通过媒体呼吁相关专家能给家委会提供技术上的解释和支持。”家委会成员大伟坦言。

　　王晓峰也感觉到了这种面对纯技术的压力，“我们面对的包括ELT之类的技术问题，需要有专业人士帮我们分析，不仅是简单地评价马方前后表述矛盾，而且要更多地从技术层面质疑诸如失联客机的通信、卫星系统等方面问题，这对我们找到真相可能更有帮助。”

　　在他看来，家委会不能仅仅单纯地向马方问责。归责问题在言语上马方可推脱，“他们可以说，这个不是我的职权范围，或者这个方面就是我慢了”，但是核心技术问题本身，如此清晰、直接且明确，难以逃避。

“别把自己封闭起来”

　　3月28日，在马方与家属的沟通会上，由于马方仍未透露关键信息，也并未解答中国家属最关心的关键问题，致使全场家属几乎都愤然离席，只留下一名家委会代表与马方交涉。

　　当天发布会开到一半时，马方仍未发布实质性进展，家委会几名成员准备组织家属们抗议。“当时我们家委会成员也挺紧张的，因为万一家委会说离席，但如果家属们心不齐，出现有些家属不愿离开的话，那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王晓峰事后回忆。

　　他们担忧的情况并未出现。当天家属集体离席，让王晓峰看到家属们想法一致，“这也证明了马方确实没说什么核心信息，他们总是说没有新的消息，要不然就是说旧的消息还在调查中……如果是有用的消息，就算我们拉着，家属也不会离席。”

　　客机失联的21天后，家属们一直没有等到马方发布的实质性信息，他们准备去吉隆坡寻找亲人们失联的真相。3月30日，29名马航失联客机中国乘客家属抵达马来西亚。这是马来西亚总理宣布失联航班“终结（ended）于南印度洋”后，中国乘客家属首次集体前往吉隆坡。

　　王晓峰回忆，在家属们看来，由于当时马方在北京所谓的高级技术团队“解决不了问题”，而这个所谓高级技术团队之上还有一个级别更高的调查组，家属们带着他们的问题去吉隆坡，就是想看看调查组究竟能披露什么信息，“当时北京的发布会每天陆续也能提出一两个关键的东西来，但这太慢了，家属等不了这么长时间的”。

　　这显然是一个两难抉择。“但如果那边（吉隆坡）的调查组也什么信息都披露不了，比如他们说权限不够，那就真没辙了。”王晓峰说。按照当时分工需要，他选择留在了北京。

　　在当时的丽都饭店，很多马航家属的每天大致的生活轨迹是：上午在宾馆房间休息，午饭后参加发布会，结束后又回到房间休息，他们基本上与其他家属不相识，也没有想过去主动认识与自己有相同境遇的人们。

　　许玲一度担心家属的情绪问题，“家属们都把自己封锁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家委会也曾跟政府说，希望能把家属们带出来，互相认识一下”。她理解这种无奈，“家属们得不到任何新的信息，当然也就都没有心情”。

　　所以在3月31日下午6点半，丽都饭店二楼会议室里的马航发布会已结束，大伟要求家属留下几分钟。他站在家属席的前排，转过身，拿着话筒，对会议室里的家属们一字一句说道：“希望大家能互相认识一下，一起坐一坐、聊一聊，这也是一种发泄方式，因为自己在宾馆里憋着、闷着，钻这个牛角尖，越钻越出不来……大家压力都比较大，在这儿都是身心疲惫，但这事也不是一两天就能结束的。”

　　大伟说，他希望，家属们能相互认识，别把自己封闭起来。

　　而王晓峰的记忆有时候会闪回到2014年4月8日凌晨，那个晚上，在丽都饭店MH370乘客家属区，蜡烛点燃，他主持的那个祈祷仪式在蜡烛的幽微光晕中举行，“今天我们在这里，这并不是一份哀悼，这是一份坚守，我们要陪伴在他（她）身边，我们要加油做我们能做的一切，等他（她）回来。”祈祷词出自他手。几乎所有的人都哭了。

　　也是从今年5月开始，家属们逐渐接受马航事件法律诉讼这一命题，时间让人们逐渐回归理性。“我们希望马航、波音等相关机构能够提供更多证据与数据显示，那就是，飞行器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事情还没定性。对于真相的追问，不管20年还是50年，我会一直等下去。”王晓峰说。

　　由于3月24日宣布MH370终结于印度洋后遭遇了家属和舆论的质疑，纳吉布已经表示暂缓宣布机上乘客遇难。而遇难宣布关系着乘客家属此后的索赔。此后，包括纳吉布和其他大马政府人士已多次表示将督促马航对乘客提供赔偿。

　　目前来看，由于搜救进展和马来西亚的信息披露始终未能得到家属的认可，目前马航相关的索赔仍然停留在保险理赔和马航方面提出的先行赔付阶段，乘客家属们对诉讼索赔的积极性并不高。

　　“在飞机失联的真相清楚以后，我们才会据此开展索赔。”大伟说。他回想起整个三四月份自己随着马方宣布调查结果，“心情好比在乘坐翻滚过山车”，而现在，家属们依然还在追问真相。对于家委会终止运作，大伟依然感觉有些遗憾，但他又觉得与家属们在家委会期间建立的情感关联，已经以另一种新的形式留存并继续。

　　“现在的每一天，都过得像一场梦。有时候，我希望我一推开门，母亲就能回来。”2014年5月27日，王晓峰语意平稳地说，他顿了顿，旋即又说，“但是，人不能总是活在阴影里，还得走下去。”

　　（本报记者肖夏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马航家属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