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

       2006年到2009年，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记者詹姆斯·法罗斯（James Fallows）生活在中国。后来他根据这三年的经历写了一本书《飞行中国》（China Airborne）。这本书出版后，收到不少来自同行的佳评，包括《纽约客》的欧逸文（Evan Osnos）等长期接触中国的媒体作者。

　　和大多数记者不同，法罗斯酷爱飞行，于是着眼点更多落在中国的民航业上。他回顾30年前中国民航的机队，大多还是苏联客机及其仿制品；头等舱的座位就像用铆固定住的大号沙发。他还透过地板上的裂缝，看到过下面的起落架。即便就是这样的飞机，一般百姓也无缘享受。因为，购买机票需要提供单位或街道出具的证明信。

　　而今天，中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民航机队，大多是波音和空客生产的现代化客机，具有世界一流的安全纪录。更不用说，中国各地新建的机场，让美国老旧的同类设施倍显寒酸。而且，全球在建的新机场中，三分之二是在中国。同时，中国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自己的大型商用飞机项目。

　　因为法罗斯这本书，很多人第一次知道王助这个名字。此人和毛泽东同龄，少年时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工程，后来转到美国。毕业于麻省理工后，他加入草创中的波音公司。1917年，他设计的C-型水上教练机，成为该公司接到军方订货的第一个机型。此后将近一个世纪，这家公司的产品在中美关系中，一直扮演着特殊角色。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在《飞行中国》一书的开始，作者讲了一个故事。那是2006年，他被派到中国不久。他和一个朋友驾机从湖南长沙飞往珠海。他们开的是一架SR22四座轻型飞机。该机配有独特的整机伞降装置，因而安全性出众。作者的朋友跑到中国，就是为了向这里的新富阶层推销该机。他们前往珠海，是为了参加那里的国际航展。

　　他们的旅程，从开始就不顺。在长沙机场，他们先要苦苦等待加油，因为活塞式轻型飞机的燃料，不同于一般涡扇式商用客机的航空煤油。每次他们问起，机场人员的回答永远是：快了，已经在路上。等他们终于见到油罐车驶来，已经是两天之后。据说，地勤人员为此大大辛苦了一番，专门从机架老式教练机的油箱里，收集来这些燃料。

　　更大的风险出现在路上。他们飞跃湘粤两省之间的南岭时，不得爬升至适当高度，以免违规。同样，由于空中管制，他们不能任意转弯规避前方出现的山峰。一架日航班机的机长在无线电中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用汉语向空管人员为他们申请紧急救助。因为申请由国际商业航班转达，而不是直接来自私人飞机，对方批准了爬升请求。

　　没过多久，引导他们飞往降落机场的信号突然消失，而此事天已向晚，而且飞机正进入一片浓云，没有任何可供导航的地面参照。他们准备再次爬高，但这样又会违反管制。事后他们听说，的确有一架空军的战斗机在监视他们。千钧一发之际，法罗斯看到了机窗外的珠海机场跑道。

　　多数人读到这里，都会把这个故事看作某种隐喻——一个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国家，在荒谬的管制下挣扎。管制者对于事情的反应方式，给人一种外省气的印象，以及有种种理由怀疑这个国家是否做好了现代化的准备。这更多是一个话语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和叙述中国。

　　在美国，我听到过一些人以这本书为证据，反驳“中国威胁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士唱衰中国。最近这些年，上面两种态度都让我们十分不爽，不爽是我们自己心里同样没谱。《经济学人》杂志为《飞行》所做的书评提到，作者是在通过飞行员的护目镜，观察中国的未来。

　　我们高瞻远瞩的天文望远镜，也未必能提供更广大的视场。盲人摸象的寓言，常被用来讽刺人类的知识傲慢。但假如有人在象腿上摸到了马脚，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像1793年觐见乾隆皇帝的英国使团中，那位乔治·斯丹顿看到沿途兵勇的火枪，很少不带铁锈。